一、前言
在古早農業社會裡，田畦裡跳動不已的蚱蜢、蟋蟀、螽斯等昆蟲總為小孩子捕捉、玩弄。但是這些昆蟲成群飛舞地肆虐過境時，已經不能當成平時玩樂的趣味；尤其是蝗蟲遮天佈地的情景，更是讓人感到噁心且驚怵。由於中國以農為本，本盛則國富。然而盡人事卻不表示能夠保證年歲豐稔，尚得靠老天爺的臉色；如果旱澇、驟風沒有過於嚴重的話，人事補救只需災後復耕。而蝗蟲對農家來說，幾隻出現在田間，無傷莊稼收成，可是當蝗蟲數量多到蓋日彌天，那可就不是件小事，收成無望事小，蝗災卻不因此消失，反而輾轉擴散到各處，徒使災區擴大，造成災後復耕無期，害得農家飢饉難耐，甚至餓死於荒野。
中國自漢代以來，便見蝗蟲為災的紀錄，顯見蝗災淵遠流長；即便不談古代，端看中國新華社於二○○三年五月二十一日由政府農業部發布的新聞稿〈農業部發出關於做好蝗蟲防治工作的通知〉文中所述，以及同年八月一日〈呼和浩特遇罕見蝗災 蝗蟲一夜間佈滿大街小巷〉的新聞，同屬蝗災的新聞更是不勝枚舉，應能理解蝗蟲問題有多麼切身。蝗蟲在今日中國尚且為禍甚烈，反觀現代科學尚未在中國生根的清代以前，人們依賴過去對蝗蟲的認識，運用所能想到的各種方式，反制蝗災的發生。
活躍於清世祖時期的陳芳生，字漱六，河南仁和人，他不僅在康熙三十年（1691A.D.）之前，整理宋代以降的司法案例，寫就《疑獄箋》一書；還歸納預防和捕殺蝗蟲的辦法，並收編前面幾個朝代的捕蝗律令，撰寫出《捕蝗考》的小書。和約略同時期纂述《救荒全書．附錄下．捕蝗集要》的俞森，兩人不只總結清代以前的捕蝗經驗，還共同替清政府擘畫出縝密地治蝗措施，影響了咸豐六年（1856A.D.）錢炘和的《捕蝗圖說》與《捕蝗要說》。
二、中國科學體系下的蝗蟲觀與治蝗態度
蝗蝻出現固然不是件好事，然而一昧地指稱蝗蝻為害蟲而不認識它們，無異於消極逃避，毫無助益預防或解決蟲害。今日我們熟知蝗蟲孳息，乃是該物種的雄、雌兩性交配，產卵於土中等候其孵化長大，使蝗蟲得以繁衍不斷，然而這類生物概念，源於歐美的自然科學體系，明清時期靠著傳教士與本國知識分子的翻譯，緩步地引進這個體系，卻要到民國時期才撼動並取代傳統自然科學。因此我們回觀清代及其以前的生物學，或相關的自然科學知識，係由中國本身累積千餘年的結晶，與今日所知自然科學截然不同；倘若不認識當時人們對蝗蟲的看法，也就無法體察各種治蝗術的形成緣由。
事實上，清代以前人們認知的蝗蟲，在人云亦云的群體思維中膨脹，特別在戰國末年到兩漢時期，陰陽學說盛行，善惡與否、相生相剋等思想，影響著時人看待自然萬物的模式，甚至據此思維創造順天應人之道。舉例而言，歷史上的蝗蟲盛行之時，乃是耕地因故無人耕作，拋荒後的半濕地，成為蝗蟲繁衍的有利環境，造就蝗蟲大量湧現，今日得以合理解釋的蝗災；可是前人未必了解蝗蟲的生物特性，無法解釋平白無故出現大量蝗蟲的原因，於是他們會注意周遭生活的改變，歸納出《老子》那般「大戰之後必有凶年」的說法，將蝗蟲視為戾氣、不祥與兵災。
且就蝗蟲發源、生態作息來陳述，先將中國傳統的蝗蟲觀說個清楚：
（一）蝗蟲發源
陰陽學說反映在當時的科學理論上，往往以陰陽的相生相剋關係，看待食物鏈的狀況，並建構不同物種間的彼此化育之循環體系，蝗蟲自然不例外地被擺進演化鏈裡。然而這個鏈索該如何擺置蝗蟲的角色，以及鏈中與其相生、相化的生物種類，則顯然沒個統一的答案。如明代學者方以智在《物理小識》書中引北宋學者李石的一段話：「《續博物志》曰：『蝗蝻之子亦變而魚，魚子亦變而螽蝗也。』」，雖然筆者多方考究現存《續博物志》之後世偽作，沒發現此句引文的蹤影；不過方以智的說法就算沒有根據，前人認為蝗蝻化之於魚，呈現「蝗蝻─魚」互通的觀點其來有自，仔細觀察以前文字的部首，水中生物若非「魚」部偏旁，便被劃歸到「虫」部偏旁，如蝦、蟹、蛟、虹、蛭、蜊、蠣和蠔等字，顯示造字之初的魚、蟲相近，而且沿襲到今日，仍有不少稱呼水中生物的詞彙，使用著這些文字。
另外北宋前期的《太平御覽》，有句：「豐年蝗變為蝦」的紀錄，反應了蝗蝻與蝦互化的可能。因此，前人在魚蟲相近的概念下，推測蝗蟲在豐年時，多數變成水裡的蝦類，使得蝗災無從生發，反映出蝗化為蝦的單向演化鏈。這類看法並不是宋代才開始的，晉人崔豹曾指出遼地有名為「繙紺」的飛蟲化為蝦：
遼海間有飛蟲如蜻蛉，名繙紺，七月群飛闇天，夷人食之，云：「蝦所化也。」
雖無明稱該飛蟲為蝗蝻，但形容七月群飛之現象，則與蝗災之象無所出入。單向的演化鏈，在明清時代擴充成雙向鏈，形成「蝗蝻──蝦」互化的觀點，不僅有蝗化為蝦的豐年說，更有蝦化為蝗的荒年說。意思就是天氣乾旱使得河湖的水減少，使得不少蝦子脫離水面，變成危害農稼的蝗蟲。
（二）生態作息
藉由南宋董煟《救荒活民書》所收錄的捕蝗法，便能窺見宋代人們已經對蝗蟲的生態，有了相當程度的了解。舉凡蝗蟲的卵生型態、母蝗輸卵入土的深度、由幼蟲到成蟲的過程，和蝗蟲作息的習性等皆有提及，這份瞭解已非推論，而是來自於日常觀察後，歸納所得的經驗談。舉例來說，該書提到：「一蝗最難死，初生如蟻之時」意即蝗蟲在初生時，卵的形狀像螞蟻般微小；等到成蟲之後，「俟有跳躍而上者」一語，將蝗蟲的跳躍特性，也一併記載在書中。至於「一蝗在麥苗禾稼深草中者，每日侵晨盡聚草稍食露，體重不能飛躍」之語，則是說明蝗蟲喜歡吃的作物，乃至清晨時的活動特點；儘管宋代時人不懂今日的生物分類法，更不曉得麥、稻、高梁、小米等主食作物都是禾本科，但是他們經歷頻繁的蝗災後，將這些經驗歸納後，得出哪些作物最為蝗蟲喜好，並將之記載下來，提供後人作為抑蝗的參考，因此清人陳芳生《捕蝗考．備蝗事宜》的開宗明義，便是徵引王禎《農書》說明蝗蟲不吃芋頭、桑葉、綠豆、豌豆、紅豆和大麻等作物：
蝗不食芋桑，與水中菱芡。或言不食綠豆、豌豆、豇豆、大麻、檾麻、脂麻、薯蕷。
體現前人受到災害後，人們逐漸找出對應之道的過程。而南宋董煟《救荒活民書．捕蝗》也有「吳遵路知蝗不食豆苗」的例子，直言吳遵路或者更早以前人們觀察到蝗蟲不吃豆類的特點，改種這些作物以抑制蝗蟲繁衍的可能。
三、對蝗態度與《捕蝗考》的治蝗之術
蝗蟲乃是自然界的一種生物，與人處在井水不犯河水般的共存，它不具任何象徵、意義，而人類卻賦予蝗蟲多重的意義。例如先秦以降的人們，普遍認定它的盛行，通常代表了民間流行著惡疾或傳染病；又可能象徵了國家屢屢發動戰爭，殺戮造成的死傷，累積太多的戾氣，因此用蝗災這個凶象示警。這種心態到唐初愈加昂揚，朝野瀰漫著蝗蟲不能殺的氛圍，認為捕殺蝗蟲是一種不仁的舉動，本身已經代表了戾氣，殺害它們又會製造更多戾氣於天下；因此唐太宗李世民曾有吃蝗之舉，博得後世傳頌為英明的君主，《救荒活民書》便記載此事：
（唐太宗）畿內有蝗，上入苑中，見蝗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為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肝。」舉手欲食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為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為災。
雖然此舉在今日看來噁心，就算炸來吃也頂多是個山產店裡，「炸蝗蟲」這道珍饈，不是什麼偉大的行動！可是當時的觀念十分敬畏蝗蟲，認為李世民此舉相當嚴重。
敬畏蝗蟲的心態到了唐朝中期，姚崇想要推行捕蝗法時，曾遭受百姓或地方官吏反對，原因出在於他們視蝗蟲為神祇，寧可坐視莊稼損失於田，也不願主動撲殺。因此引發姚崇與盧懷慎，就捕蝗與否進行政策辯論，分述打破這種共存狀態，進而賦予捕蝗正當性，能否視為合理的行徑？其中姚崇從務實的角度出發，主張捕殺蝗蟲以濟世救民，免除蝗災為禍；另一方面，盧懷慎卻認為：「凡天災安可以人力制也？且殺蝗多，必戾和氣。」，認為殺蝗有傷人類與自然之間的和平。這份不得不殺與殺不得的矛盾心態，從近世擺盪到近代（宋、元、明、清），依舊沒有解決之道，反而造就了兩種極端。一種是殺不得的敬畏信仰，也就是蝗神信仰的產生，此類祭祀起先併於郊祀，由皇帝向上天祝禱，並無確切的對象，地方官則是設壇祭禱，祈請蝗蟲不要入境，《金壇縣志》便有例子：
宋嘉定己巳邑旱，飛蝗蔽天而下，時太常丞劉宰家居，草書一函，命其僕至城北鍾秀橋，見兩黃衣客，即貴進之。至橋，果見衣黃者，啟書閱竟，語僕曰：「我借路不借糧也。」蝗果不為災。自從有蝗，必向漫塘祠祭之。
直到南宋的江淮地區，民間開始出現祭祀蝗蟲的行為，甚至出現祭拜主體－劉猛將（明清以後的蝗神），及至明清時期，農耕中國地區已經廣佈八蜡廟，就連今日臺灣南部仍存有這類廟。
相對於殺不得的態度，不得不殺則是政府官員的立場，從朱熹到陳芳生的《捕蝗考》為止，不是他們殺蝗蟲殺上癮，而是因為它們妨害農家收成，倘若不殺便會造成飢荒，連帶引發地方秩序混亂，大則國家因此動盪，其社會成本遠比殺蝗來得高。儘管他們仍以殺蝗為不仁、乖戾、有傷和氣之舉，卻是不得不然的救生之道，基於兩宋以來的對蝗態度，清人陳芳生在《捕蝗考》的前半段，詳細描述治蝗之策，後頭仍提到蝗蟲為災的原因，認為當政者應該修德自持；延伸來看，修德使戾氣無處產生，自然不用捕蝗之策。
陳芳生所記錄的捕蝗術，已經精簡成為數條文句，然而短短幾句話，卻代表著不同捕殺蝗蟲的方式：
一飛蝗見樹木成行，或旌旗森列，每翔而不下。農家多用長竿，挂紅白衣裙羣逐之，亦不下也。又畏金聲、砲聲，聞之遠舉。鳥銃入鐵砂或稻米，擊其前行，前行驚奮，後者隨之去矣。
一用稈草灰、石灰等，分細末篩，羅禾稻之上，蝗即不食。
一蝗最難死，初生如蟻之時，用竹作搭，非惟擊之不死，且易損壞。宜用舊皮鞋底，或草鞋、舊鞋之類，蹲地摑搭，應手而斃，且狹小不傷損苗重。一張牛皮可裁數十枚，散與甲頭，復收之。
一蝗在麥田、禾稼、深草中者，每日侵晨，盡聚草梢食露。體重，不能飛躍，宜用筲箕、栲栳之屬，左右抄掠，傾入布袋，蒸、焙、泡、煮隨便，或掘坑焚火，傾入其中。若只瘞埋，隔宿多能穴地而出。
一蝗有在光地者，宜掘坑於前，長闊為佳，兩傍用板及門扇接連，八字擺列，集眾發喊，推門赶逐入坑，又於對坑用掃箒十數把，見其跳躍而上者，盡行掃入，覆以乾草，發火焚之。然其下終是不死，須以土壓之，過宿方死。
一燒蝗法，掘一坑，深、廣約五尺，長倍之。下用乾茅草，發火，正炎，將袋中蝗傾入坑中，一經火氣，無能跳躍。《詩》云：「秉畀炎火」是也。
上述內容包羅萬象，從驅蝗蟲、捕蝗蟲到殺蝗蟲皆有，參考錢炘和的《捕蝗圖說》，不僅能清楚陳芳生所言的各種方法，還額外增加幾種辦法。
驅蝗蟲的方式，陳芳生整理了兩類，一是以物品來嚇阻，二是用聲音嚇走或擊走嚮導蝗群。捕蝗蟲的方式，陳芳生皆以大量蝗蟲為前提，用包圍於坑的辦法，只是這方法到了咸豐年間，錢炘和《捕蝗圖說》更研發類似的幾種；至於少量蝗蟲的情況，陳芳生沒有提及，錢炘和《捕蝗圖說》則有「抄袋式」。殺蝗蟲的方法，陳芳生充分展現料理的本領，舉凡清蒸、烘焙、泡水、煮熟和焚燒，樣樣殺法都有，但大體多以高溫結束蝗蟲的生命。
四、捕蝗法律的擴充
專門治理蝗蟲的法規，首見於北宋的「除蝗法」，乃是熙寧十年（1077 A.D.）三月，神宗欲抑制蝗蟲的滋生，減少蝗災生發的機率，隨即通令各地展開全國性滅蝗的工作：
時雨稍愆，令開封府界洎諸路監司分察州縣，檢舉除殄蝗蟲種子法施行，無使滋生。
可惜法規條文沒有紀錄，至少「檢舉除殄蝗蟲種子法施行」一語，透露該法更早之前應已存在，此刻只是舉用過去制定的法規施行而已，所以「除蝗法」制定時間更早才是。若追溯其立法基礎，最有可能的法源依據，當以神宗熙寧八年（1075A.D.）八月，所頒行的〈捕蝗詔〉具有關鍵性的角色：
有蝗處委縣令佐親部夫打撲。如地里廣闊，分差通判、職官、監司提舉。仍募人得蝻五升或蝗一斗，給細色穀一升；蝗種一升，給麤色穀二升。給價錢者，依中等實直。仍委官視燒瘞，監司差官覆案以聞。即因穿掘打撲損苗種者，除其稅，仍計價，官給地主錢穀，毋過一頃。
詔書與「除蝗法」的再次施行，相距約有一年七個月的時間，其經驗足以提供立法所需，因此詔令極可能是「除蝗法」的基礎。
此詔可歸納三大項目，首先是各級官吏的「職責規範」，即縣令為捕蝗事務的主要負責人，倘若受災地區遼闊，則聯合各縣一同親自督捕，把捕獲之蝗及幼蟲，集中加以焚燒和掩埋；其次鼓勵民眾積極參與的「獎賞規定」，詔文清楚將不同階段之蝗蟲（蝗、蝻及卵），按照治蝗價值的高低，分別用不同價格的收購，藉以增加報酬的合理性，提高百姓捕蝗的意願；最後則是降低阻力的「配套措施」，為避免捕蝗造成的農作損失所引發的民怨，致使地主們也反抗此舉，特別將賠償的條件列入規範，減少不必要阻礙。但詔文中「官給地主錢穀，毋過一頃」的要求，反應官府已有杜絕地主虛報受損田畝，騙取官方賠償的預防辦法；顯然官府有被騙過的經驗，因而補充早期「捕蝗法」的不足。
《續資治通鑑長編》的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A.D.）十一月，紀錄「捕蝗法」的扳即，然而該段失之簡要，沒有徵引法條，直到《宋會要》才找到戶部向哲宗進言治蝗事宜：
元符元年（1098A.D.）十一月四日，戶部言有蝗處地主報本耆，若在官荒田或山野灘岸之類者，地鄰報本耆，畫時申縣，令佐當日親諸地頭，差人打撲。鄰縣界至不明者，兩縣官同。如田段廣闊者，幕職官、通判分行提舉，亦許募人捕取，當官交納。每蟲子一升，官細色穀斗二升，蝻蟲五升或飛蝗一斗，各給一升。蝻蝗子多易得處，各減半給。如給麤色並依倉例細折，或給中等實直價錢，仍預先量數支錢斛，付隨近寺觀，或與有力戶就便博易給散。令佐往來點檢燒埋候盡靜，轉運於別差官覆檢訖奏。開封府界止差別縣官。其蝗蝻滋生稍多去處，即監司分定地分巡檢，往來督責官吏，寅夜併手打撲盡靜，仍躬親視，聞奏訖方得歸司，更不差別州官覆檢。即蝗初生而本耆及地主鄰人合告而同隱藏不言者，各杖一百，許人告，每畝賞錢一貫，至五十貫止。（哲宗）從之。
自北宋到清代為止，政府越益重視抑治蝗蟲，法律規範亦朝向具體化和細膩化發展，兩宋時期針對三方面進行約束，首先是災情的「通報系統」，即規定民眾發現蝗蟲滋生，應通報縣令立即差人撲捕，若發生地區的縣界不明，則相鄰兩縣之縣令應共同執行。其次為「官吏職責」與「施行細則」，當蝗災的區域廣闊，各級官吏均須親自督捕，並可募民捕蝗以錢糧兌換，且官吏須待蝗蟲捕殺完成後，方得返回治所。最後則是民眾的「獎懲規範」，條文中詳定蝗蟲與錢糧的兌換比例，以及增設繳納蝗蟲之地點，藉以免除民眾往返官府兌換錢糧之苦，亦能增加其捕蝗意願，與加速滅蝗之效率，此外還規定如發現蝗蟲滋生，卻隱匿不報者，將處以「杖刑」，更設有賞金准許百姓告發，減少這些人僥倖的心態。清代單就康熙到咸豐年間，《捕蝗考》、《捕蝗集要》和《捕蝗要說》三部治蝗書籍，便能察覺百年間的治蝗技術，又比以前更為成熟了！
五、代結語
蝗蟲只是中國災害史的一小環，隨著環境史研究的時興，近年來的研究成果豐富，清代的蝗蟲問題已有專著，而2007年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畢業的張志強，其學位論文更是專論兩宋的蝗蟲問題。這個課題雖然由歷史學界進行開拓，卻未必是歷史學界專斷，反而是自然學界的學者們可以接棒，以更專業而深入的方式，討論古代的生物觀與今日的差異；因此人文學科與自然學科未必對立，科技史能是對話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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