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保的歷史隨筆

前言

　　十九到二十世紀前半的世界近代、現代歷史，東亞地區由原先的西風東漸變成西力東侵，各國被迫因應，不得不調適而劇烈震盪。關於這段近代史的論述，當前東亞各國的態度，顯露在教科書之上，諸如日本國在「ペリ－來航と開國」、「尊王攘夷運動の展開」這兩段，描述培理叩關、開港通商與不平等條約；中國及臺灣的中學教育從鴉片戰爭與南京條約開始，頗有歐美各國的侵略，造成簽訂條約，使得國家主權受損的意味。另一方面，站在歐美的視角，認為政府高層不置可否，本土人民不甚理會，僅有經營遠東事業的人們，涉獵其間才會關切東亞事務，認為歐美各國只是保護國民的利益，並非有意侵略的捍衛行為，迴護不尊重異民族、異文化的行徑。甚至還出現歐美各國介入，反倒變相保護中國東南地區的海洋次傳統，使之不至於受到大陸重農傳統的壓迫而不輟之論調。兩方相違的論述，明明指陳著同樣的人、事、物，卻植基於不同概念，各擁立場的檢討彼此。

　　從國際海洋貿易的角度出發，東亞世界的中國多有自給自足的想法，認為天朝對舶來品需求不高，因此國際貿易乃是朝貢體制的傳統，是對於週遭民族的恩惠，協定是上對下的關係；反觀歐洲世界是各國平起平坐，貿易也要對等關係進行，因此協定是平行的關係。不同概念勢必造成摩擦，而頻繁地交流持續下去的衝突，終究會有爆發的時刻，遂有東亞各國所謂「不平等條約」的結果；兩方究竟孰是孰非，恐怕沒有絕對正確的答案，只有兩方衝突之後，東亞各國屈於歐洲世界的局勢。本文無意陷入二元對立的泥淖，而是希望從海洋貿易的視野，以洋行在東亞世界的發展為題，用例證、個案的方式，向讀者介紹「近、現代史」其實不是書本上的「近、現代」，而是變相地「存在」，只是大家不自知罷了！

怡和洋行與匯豐銀行

　　十九世紀以前的歐洲各國，開拓東亞市場的對口單位，多以「東印度公司」為名進行集體壟斷，英國在這部份也不例外；隨著十九世紀初期的自由貿易呼聲高漲，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特權也受到挑戰，其東亞貿易的獨佔權，最終在1833到1834年間徹底結束。此後英商與中國的貿易，由東印度公司代表英國出面與中國斡旋，以群體對群體的談判模式，減少不必要的衝突；漸次走向個別商賈（散商）－中國當地買辦的個人對個人關係，使得外商與中國在不認識彼此社會文化的情況下，產生更多的誤解與衝突，遂因雙方關係劍拔弩張而終致戰爭的境地。其中怡和洋行是從鴉片戰爭以前，迄今碩果僅存，見證了所有近現代東亞史的公司，因此舉此洋行來說明是十分貼切的！而有關怡和洋行的研究，Robert Blake整理該公司在倫敦、香港等地的帳冊資料，結合近現代東亞的歷史事件，寫成《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Traders of the Far East）一書，是目前比較全面性的專著。

　　該洋行是由渣甸（William Jardine）創立，但其「怡和」的商號並非最初就使用。事實上，渣甸早期服務於英國東印度公司，擔任遠東航線的船醫，並在1802年初次踏上中國，此時他只是一介僱員兼職跑單幫。直到1825年夥同其他友人成立新麥尼克行（Magniac & Co.），脫離東印度公司而成為港腳貿易商，隨後該行有了馬地臣（James Matheson）以六萬元入股，資本相對於其他散商來得雄厚。當時新麥尼克行的貿易模式，不外乎將孟加拉與印度土邦所種植的罌粟（公班土、刺班土、白皮土）運往港澳，再將中國的茶、瓷器和絹絲運返印度再轉運歐洲。然而1832年麥尼克家族退出，旋及更名為「怡和洋行」，並加速對中國要求開放鴉片販賣，進而造成1841年的鴉片戰爭，跟隨後簽訂的南京條約。

　　必須注意的是，林則徐大聲疾呼的話語，雖然深植後來人們心中，論其實則在當時影響十分有限，因為購買鴉片需要有寬裕的經濟基礎，只有在中國社會金字塔上層的政商、士紳與土豪之流，才能嘗試這類「毒品」；其次是鴉片被視為毒品的概念，在當時英國本土尚未形成，要等到1860至1870年代，慢慢出現鴉片販賣是不道德的論調，因此鴉片在鴉片戰爭乃至英法聯軍期間，僅被英國人視為外銷商品，並未有道德上的壓力。因此怡和洋行的奠基，說是鴉片貿易確實不為過，但是渣甸與同時代所有英國赴中國的人們並無差異，甚至連傳教士也是「手持聖經，腳踏鴉片」。但是怡和洋行的鴉片貿易，隨著寶順、沙遜、旗昌等洋行的相繼加入，在中國市場的銷售競爭異常激烈，迫使渣甸調整商貿策略，改以海洋運輸、金融匯兌和保險銷售為重的多角化經營。

　　1860年代對怡和洋行而言，不僅鴉片貿易漸衰，更糟糕的是「匯豐銀行」的成立。因為東印度公司退場後，英國商人多以個人資金投入貿易，往往資本額不足以應付貨款，需要四處向友人籌措資金來週轉，可是東亞地區僅有傳統東亞世界的錢莊，且不借貸給這些外商，因此有人提議在香港成立西式銀行，並以「中國銀行」為名，可是股本募集與分配對象不公，反而出現孟買、倫敦商人持股多於在華外商，所以寶順洋行等在華外商，募集香港與上海的資金，在1867年成立「匯豐銀行」。然而怡和洋行與寶順洋行是長期的競爭對手，且匯豐銀行預料將壓縮怡和洋行的匯兌業務，因此怡和洋行初期阻撓該銀行的成立，即便成立之後也與匯豐銀行劃清關係，不願意參與該銀行的配股；直到1877年眼見打不過對手，耆紫薇（William Keswick，渣甸的甥孫）轉而成為匯豐銀行董事，甚至1880年成為該銀行的董事長，使怡和洋行跟匯豐銀行成為商業同盟，共同投資許多企業。

　　邁向二十世紀前夕，怡和洋行想搭著清政府自強運動的建設列車，投資中國的輪船事業與鐵路建設，幾經斡旋商議而成為資金的募集洋行之一，使得該公司更加深入東亞市場。怡和洋行在1906年，改組成為股份有限公司，成為「怡和洋行股份有限公司」；此後中華民國肇建時，怡和洋行已是複合企業，當時外銷中國福建的茶業仍是主力，而上海則擁有數間絲織廠、毛革打包廠、冷凍蛋黃處理廠和啤酒廠；即便中日兩國戰而不宣，雙方都禁用無線電，怡和洋行仍能藉由中國的飛鴿傳書，持續聯繫各地分行。怡和洋行的商業貿易，到了1941年珍珠港事件出現巨變，因為日本向美國宣戰，美英同盟也使得英商怡和洋行受到打擊，不僅在華的商貿活動，除了國民黨政府轄下的重慶等「大後方」，其餘地方皆被迫中止。此時香港也被日本佔領數年，該公司資產被進行接管，甚至1943年還將怡和洋行的部份員工關進集中營，因此怡和洋行在二次大戰期間的帳面呈現虧損局面。

　　二次戰後的怡和洋行也隨之復員，又因為國共內戰的變局，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反帝國風潮，迫使怡和洋行從1950年開始，賤價處分在中國大陸的各項資產。隨著1951年亨利．蓋西克（Keswick, Henry）夫婦拿到出境許可證，離開中國大陸返回香港，1954年轉讓資產談判完成，怡和洋行正式退出經營百餘年的中國大陸市場。諷刺的是，怡和洋行並未因此衰落，反而以香港為主要據點，發展成為跨國的企業集團，連台灣都有許多子公司，像是怡富投顧、Pizza Hut、Welcome和IKEA等，都曾被怡和洋行經營過，變相的存在於東亞；如今更在中國進行改革開放以後，重返中國大陸市場，從2008年在北京舉行的英國商業大展獎，裡頭贊助商赫見怡和科技（Jardine OneSolution），足見該洋行強韌的生命力。

見者有份的國際共享

　　相信各位讀者的中學歷史，肯定是學過一堆條約，其中英國在虎門條約裡，有條「一家烤肉萬家香」的規定，亦即跟單一國家簽約後，另一締約國適用的「片面最惠國待遇」；其他各國公使隨後跟進，造成清政府每簽一次約，各國皆可援用的處境。因此開港通商帶來的，不只是英國人與其資本挹注的公司，法國、德國、俄國和美國等地的商人，都得以進駐清國的港市。舉德記洋行為例，該洋行是清文宗咸豐10年（1867A.D）由德國商人Julius Mannich、J. Peterson所設置，經營東亞航運事業，儘管今日該洋行已不復在，但是當時營運規模並不算小，且在臺灣的大稻埕（今臺北市大同區）、安平（今臺南市安平區）兩地，分別設立營運據點。儘管該洋行在日治時期終止臺灣地區的業務，至少安平的東興洋行建物仍存，而在百餘年內先後被轉作台南廳安平支廳廳舍、安平派出所與安平外商貿易紀念館，今日仍能前往觀看該洋行的容貌。

　　德國人在八國聯軍以前，未與清政府發生戰爭，無從挾軍事優勢迫使清政府簽約；依常理判斷是不會有德商入駐港市，而上述例證卻非如此，顯示「片面最惠國待遇」的狀況固然存在，但是清政府緩慢地與國際接軌，和其他尚未發生衝突的國家進行交流，使得開港通商的適用對象擴大，也是存在的情形，所以用戰爭帶來不平等條約的說法並不周延。至於「片面最惠國待遇」的影響，則可以往後推到現代，即便1911年由清國變成中華民國，該條約卻未因此廢止，而清末到民國時期逐漸成型的美孚洋行（Standard Oil Company），正好搭上歐美諸國利益均霑的便車，從而獲得行銷利益的例證。

　　該洋行的成立上溯到1859年到1870年間，美國商人John Davison Rockefeller夥同友人成立的美孚油公司（Standard Oil Company），他欲將其觸角伸及東亞世界，在1880年代委託英資的怡和洋行與太古洋行，代為經銷該公司出產的煤油，卻因為怡和洋行另有合作夥伴，使代銷體系出現排擠效應，加上美國海外貿易處處長Howard Cole的獨立經銷計畫，遂有1899年成立美孚洋行的結果。該公司要進入中國市場，必須有銷售管道才行，起先美孚公司在中國各通商口岸委派中國商人，權充該公司在中國的經銷商（agent），一來減省盈虧的直接負擔，二來減少中國人民對商品的疑慮或排斥。該公司採取油品先交運販售完畢，再行交割油價的買辦方式，嘗試在英商之外，因地制宜地建構經銷體系；俟經銷業務拓展穩定後，反過來將經銷商組織化，再派遣美籍員工到東亞，而由紐約總公司直接管理業務，建置相關銷售的倉儲設施，以「美孚洋行」銷售各類產品。然而美孚洋行在二次大戰時，由於美、日為交戰國的緣故，東亞地區有不少據點被迫關閉，二次戰後復因國共交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反美帝風潮，使得該洋行於1950年代結束在中國的業務，轉而在香港、澳門繼續發展。不過原先各據點的遺跡仍存，因此今日到山東煙台，在芝罘區海岸街一帶，仍能看到1901到1902年竣工的倉儲、碼頭設施。

　　二次戰時仍以「美孚洋行」行銷中國，直到後來改組成為「股份有限公司」，方才以「美孚公司」為名。另一方面，美孚洋行的母公司並非毫無變動，1911年因為違反托拉斯法案而被迫拆解成若干公司，而各公司發展迄今，又再度合併為一，名稱改以「埃克森美孚股份有限公司」（ExxonMobil International LLC）持續經營。因此，當你因為駕駛汽車而用到Mobil系列的油品時，可別以為進口這些商品如此簡單，其實是東亞世界歷經好幾世紀的緩慢接受，方才有如此的現況。附帶一提的是，美孚企業的東亞發展史，已有相當豐碩研究成果，不僅埃克森美孚公司的官方網站（http://www.exxonmobil.com/）有簡史，吳翎君教授的《美孚石油公司在中國》一書，更是詳盡地考察與介紹。同樣地，美孚洋行以油起家，後來也成為多角化經營的公司，渣打銀行（Standard Chartered）便是一例。

洋行變相存在於當代

　　從前述英商的怡和洋行，到美商的美孚洋行，都是迄今仍存的老牌企業，他們僅是改組成「股份有限公司」，以換個名稱、成立子公司、或是創立副品牌的方式，更加多角化的經營，而更加深入到我們的生活裡，茲再舉太古洋行與和記洋行兩個例證來說明。

　　由英國利物浦發跡的John Swire家族，原先只在英國經營紡織業，兼及北美紡織原料的入口，到了John Samuel Swire執掌公司時，恰巧先是美國南北戰爭影響業務，繼而出口澳洲貿易的發展，後因蘇伊士運河開通和新式汽輪的航駛，終將觸角伸向澳洲航路北方的中國，進而在1866年夥同友人Richard Shackleton Butterfield入駐上海租界，公司便以兩人為名取作「Butterfield & Swire」，雖然兩年後兩人宣告拆夥，John Samuel Swire仍繼續經營該公司紡織品貿易本業，並取一「太古洋行」的中文名字。直到1870年代，太古洋行在東亞地區的上海、香港、橫濱等港口設立據點，看準了長江內河航運的商機，先成立太古輪船公司，再收購宣佈破產的公正輪船公司 (Union Steam Navigation)；不僅從事進出口貿易，更跨足中國－亞太航運事業；後來更因航運事業擴張，回頭促成該洋行貿易商品的多元化，延伸到豆餅和蔗糖等品項。

　　從1900到1910年間，太古洋行在香港創設太古船塢，進而成為香港最大船塢；同時太古洋行亦涉足上海與香港等地的保險、金融事業，甚至一度由太古莊發行自己的鈔票，而於汕頭地區流通。該公司在1914年因為合夥協議期滿，一如怡和洋行的模式，改組成為有限公司，首任主席由John Samuel Swire 的長子John Jack擔任；後來遭逢二次大戰的侵襲，香港與東南亞部分區域，先後被日軍佔領，太古洋行在亞太地區的長年經營，亦遭到數年的重挫、中輟；二次戰後更因國共內戰，也於1949年將業務撤至香港，這個發展過程與怡和洋行、和記等洋行並無二致。該公司在香港歷經多年的慘澹經營，隨著1965年收購美資的Hong Kong Bottlers Federal Inc.，而此公司持有可口可樂的香港裝瓶專營權，使太古有限公司變成亞太地區可口可樂的獨家代理商，甚至是可口可樂最大的裝瓶商，所以現在喝可口可樂時，別忘記這公司的前身是太古洋行。

　　言歸正傳，太古洋行在戰後用「Taikoo Dockyard & Engineering Company」在香港股市上櫃，直到1959年才更名為「太古洋行有限公司」，約略同期也投資了國泰航空，其後1972年積極佈局香港的貨櫃碼頭業務，並將原先糖廠與碼頭的局部空地，轉投資建設太古城，進軍香港的房地產。隨著中國在1980年代進行改革開放，太古洋行再度回到中國內地，多角化經營已非單純的貿易項目多元化，還有業務項目的多元化。1990年代該公司再度更名，將百年前合股卻不合時況的舊名，一律更改為「Swire」，中文則簡併「洋行」二字，而以「太古股份有限公司」為名，簡稱為「太古公司」，褪去了清代後期的殖民色彩，回歸到在商言商的家族企業。

　　另一個例證，是從海洋中國航向世界的和記洋行（Hutchison & Co.），乃在1877年英人John Duflon Hutchison到香港，並進入Robert Walker & Company，其後成為該公司的大班，方才正式更名為「和記洋行有限公司」（John D Hutchison & Company Ltd），並以經營東亞地區的航運為主。二次大戰的1941到1945年間，日本一度佔領香港，此時和記洋行不得不暫停營運，就連負責人John Duflon Hutchison也被囚禁在深水塘集中營，直到戰後復原的軍功，晉升成為上校（Colonel），之後更獲得英國女皇賜封的爵位，被稱為「祈德尊爵士」（Sir Douglas Clague）。

　　1960到70年代不僅John Duflon Hutchison成為匯豐銀行副主席，陸續併購屈臣氏、德惠寶、黃埔船塢和China Provident Company Limited等多家公司，改組成為「和記黃埔有限公司」（和黃集團），還在香港股市上櫃，持續跨國經營與多角化投資的策略，直到1979年李嘉誠購入40%的股份，John Duflon Hutchison退居大股東，並在1988年完成祈德尊新邨（Clague Garden Estate），直到1997香港移交中國為止；而港人李嘉誠成為該公司的董事主席，才宣告英商「和記洋行」時代的結束。值得注意的是，該公司充斥在我們日常生活週遭，除非你沒看過電視廣告：「我敢發誓，屈臣氏最便宜！買貴退差價！」，沒逛過屈臣氏連鎖店再來說近現代、洋行離你很遙遠。

代結語：海洋傳統的昂揚

　　現今流行「商人無祖國」這句話，其實很有問題！最初歐洲各國的商人之所以能夠打入東亞世界，並非沒有祖國概念，反倒處處假借著本國領導者的名義，用自己的武力強行進出東亞市場；有時甚至動用自己的政商資源，想方設法影響本國的東亞政策，從而取得自身的利益。這些洋行的經營者，總有些因地制宜的辦法，僱用中國人來行銷中國，但企業核心仍以歐洲的各種制度運作著，確實成功駕馭兩種文化所造成的差異；可這些歐洲人終究是站在別人家門口，隨著當地人們逐漸學到這些核心的制度，從早期的引航人與行員，逐漸走到今日的股東和董事，不但擁有了洋行的股份，甚至進一步反客為主到掌控洋行的命脈，遂有李嘉誠入主和記洋行的情形。到最後，洋行不純然是英國、德國、法國、美國等外國人的專利，反倒是外國人與中國人共同擁有的企業，顯示東亞世界確實在緩步地崛起。

　　不管如何，中國在海洋次傳統，極具國際經貿的能力，不但吸引外商進駐並投資香港與澳門，甚至帶動中國的改革開放，這歷史的演變並非偶然，而是幾個世紀以前已具備雛形，只待條件慢慢地成熟。這些企業在東亞的發展史，反應出多角化且多地區經營，有助於降低營運風險，而海峽兩岸的政制差異，雖使這些公司也多有調整，卻仍將中國、香港、澳門、臺灣這塊區域，都視為大中華經濟圈，也說明歐美各企業如何看待東亞世界的大同小異。附帶一提的是，東亞航海事業的發展，帶動外商進駐中國的風潮，可是臺灣後來割交日本，隨著日本政府的專賣體制，外商在盈虧的現實壓力下，不得不紛紛結束臺灣的經營，讓臺灣的發展逐漸異於海洋中國，而有數十年的逆流，直到中華民國接掌臺灣，重新開啟臺灣的海洋門戶，使得國際貿易再度興盛。展望歷史的發展，臺灣究竟要走向獨自鎖國，還是積極回到海洋東亞的核心，如同香港、澳門與廈門等地的勃興，端賴當局政府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