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時代的人們無法自脫在社會群體之外，看過歷史人物評價的時代起伏，及鮮明的人物性格特徵以後，接著談生活在東亞這塊土地上的人們，長年以來的農業社會型態，讓多數群眾養成一種極為類似的生活模式。這模式從新石器時代的中國甘肅省秦安大地灣遺址（約距今7300-7800年）出現黍榖，和浙江省桐鄉羅家角文化（約距今6990-7190年）出現稻榖開始，延續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於二十一世紀八○年代的改革開放，從農者仍舊佔中國半數以上就業人口。也許對出生在八○年代以後的臺灣人，長期習慣工商社會的模式，很難揣摩那是什麼樣的社會，往往看歷史性的影劇都是種消遣，而無法想見古代人們受到這社會制約，行為受此局限的可能。
實際上，臺灣仍有東亞傳統農業社會的殘跡，農曆過年、擇日行事和民俗節日等，無一不在農業社會的制約，因此本講次以東漢後期的崔寔，曾撰寫的《四民月令》為觀察對象，敘述農業社會底下的一年，到底是個怎樣的生活規律。儘管《四民月令》的使用區域有限，而且宣導意義大過實質，象徵著官方主導百姓的生活，使其合乎一年規律的意義；可是這種形式的文書，從秦代《呂氏春秋》的十二紀，乃至新莽的〈敦煌懸泉月令詔條〉，頒訂的准許與禁令，確實攸關小老百姓的生計，倘若能對這有更深一層的體認，將能了解到過去與現代的傳承，而非農業社會走向工商社會後的斷層。
崔寔家世和生平
崔寔，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祖籍在涿郡安平（今河北省安平縣）。崔寔少年時期的事蹟不詳，只知道個性沉靜，喜歡閱讀書籍。他出生在政治世家，自西漢宣帝開始，歷經新莽到東漢中葉，其歷代祖先多有出仕任官的紀錄，像其祖父崔駰和父親崔瑗（推斷是西元79-144年）曾與當朝權貴相交，成為外戚權臣的幕僚，只是祖父、父親不苟合的言行，使得官途屢屢起伏；甚至崔寔乃父晚年受到彈劾入獄，自訴翻案後才得以返家，並在不久之後死去。對出生在顯宦世家的崔寔而言，徒具政治名門的高譽，只有讀書入仕較其他人的管道順暢，實質生活卻未必有多少助益。
崔寔的父親病死在洛陽，約是漢順帝漢安三年（144A.D.）前後，而他當時跟隨在父親旁，剛接過手來的家境，只是勉強能度過生活的光景，並無多餘的錢財來處理父親喪葬開銷。由於東漢中期的民間社會，延續著死者為大，死後世界和生前並無二致的觀念，因此厚葬死者，以期祖先能死後過得優渥，崔寔也不免其俗，想讓父親在死後能過得更好，所以他變賣現有的房屋、田地，盡心地修建父親的墳塚。此舉使得他在喪葬完畢後，反而家境變得窮困，不得不權作酒商，販賣酒類牟取生活所需。由於當時的上層人士，對庶民職業普遍有著士優於農，農則優於工，工又優於商的觀念，偏偏崔寔從商，是四民的最低下者，因此崔寔當過商人也成了人家譏笑的話柄。
直到漢桓帝初年下詔察舉「至孝獨行」，崔寔被郡守薦舉，雖然生病無法對策，卻還是被官府晉用為郎。後來被擢升到朝廷，成為大將軍梁冀府司馬，和邊韶、延篤等人在東觀負責著作；之後派遣到五原郡（今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一帶）擔任太守。歷經一段時日，因身染疾病而回調雒陽擔任議郎，和博士們議定《五經》，而這份相當於編訂教科書的工作，攸關當時知識份子通經致仕的機會，也可了解崔寔在當時地學術地位有多崇高！不幸政局遽變，崔寔原來的上司梁冀被誅殺，使得他受到牽連，還被免官禁錮好幾年。一度因為鮮卑族侵入漢朝疆域，崔寔再被推薦當遼東太守，可是他才剛在前往的途中，母親過世的消息傳來，使得他半途請求回家辦理喪葬；爾後喪事處理完畢，徵召為朝廷的尚書，雖然位高權重，可是崔寔衡量時局已亂，假藉生病而不處理公事，數個月後得以歸家。至於崔寔死於何時，沒有明確的紀錄。
《四民月令》的流傳與內容
崔寔何時撰寫《四民月令》，由於他的本傳也沒有記載，很難推測寫於何時！加上這本書寫成後，原本流傳於民間，唐初修纂的《隋書．經籍志．農家》，仍能看見《四民月令》一卷，可是宋代的各種書目，已經不再收錄這本書，顯示這本書在唐宋時期亡佚。倘若有《四民月令》的原文，或許還能從文句推敲出較為詳細的創作時間點；可惜唐宋以後不僅無法推斷寫作時間，連原文都消失在世上。這情形到了清代，有嚴可均、任兆麟、王謨等學者，找尋其他現存書本中，有徵引到《四民月令》文句的部份，並將之集合成輯本；各種清人輯本裡，又以嚴可均最為詳實，所以流傳也最廣。因此我們今日所見《四民月令》，多半是根據他的《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中，卷四十七的〈四民月令〉而來。
《四民月令》的名稱由來，乃指當時社會職業的類別，分別為士、農、工、商的「四民」，可是中國的農業社會特性強烈，使這本書幾乎圍繞在古代農家，而鮮少提到其他職業。至於「月令」則是源自周秦之交的官府，為了指導人民在一年內，依照十二個月份的次序，從事各種符合時節的作息，而頒訂到地方鄉里的生活準則文誥。今本《四民月令》雖經嚴可均的編排，其文字內容和形式，應是參考《呂氏春秋》的十二個〈紀〉寫就，與晚近考古發掘成果也相去不遠。內容包羅祭祀活動、農事項目、種植內容、衣物織造、醬醢製作、孩童入學、疾病偏方、養殖六畜，和其他家事，隨著每個月份的氣候差異，要進行的事務也不盡相同，因此不是每個月份都有上述所有內容；例如正月齊聚族人潔祀祖禰，七月祈請河鼓和織女，十月製作冬酒、脯臘進行臘祀，十一月薦玄冥和祖禰，十二月祭祀路神和祖先，其他月份則沒有祭祀活動。
敦煌寫卷呈現唐代以牛耕稼的農業社會圖象
仔細觀察整年耕作的作息，自正月的拔除老根，趕緊犁開強土黑壚田，和用糞便施肥田疇，可以種植麥、豆、瓜、瓠、韭、芥、葱、蒜和苜宿，勉強可種蓼和菹芋；二月後半可采土菰根，將樹枝埋入土中和移種；三月是冬天儲藏的穀物即將吃光，新種的麥還沒熟，親朋好友之間要互相接濟；四月小麥收割，草茂可以燒灰；五月夏至前後可種黍，別種稻及藍；六月犁田並種麥，也可別種小蒜、大葱等作物；七月種大葱、小葱、芥等作物，收取柏樹的粿實；八月種植大麥和小麥，依照田地的肥沃度，越低越早播種，越高越晚播種，另外可以拿瓠子養豬；九月整治場圃，塗囷倉，修竇窖；十月農事畢，穀物都儲存在家中；十一月釀醢、伐竹木；直到十二月的農休時間，合耦田器，養耕牛，選任田者等待農事再度開始。倘若種植小麥或大麥的單一作物，會發現已是一年兩輪的種植，但水稻至多一年一穫，而且不是主要作物，顯示這份月令的指導對象，以今日黃河、海河流域為範圍。
指導農稼以外，正月的女性要趕緊去織布；二月要縫洗冬衣，有剩餘的布帛就作秋天的服裝；三月種桑養蠶；四月取繅、剖線，準備織布的機杼；五月收舊絮和布帛，六月女性要織縑練、絹和紗縠，燒灰及染青紺雜色；七月曝曬衣服；八月織縑帛和染彩，擘絲治絮以製作新衣服，洗淨舊衣服；十月析麻緝作布縷、帛履。其餘的四、九、十一、十二月，或許因紀錄殘缺而未見，不過女性幾乎四時都要紡織、染布，只是種類和用途不同，大致可分為夏衣、秋衣、冬衣三種，厚度和材質也不盡相同，有動物纖維的蠶絲，也有植物纖維的棉絮，足見這本月令不只指導男性，連女性該做什麼事情，都說明得一清二楚。至於孩童正月該入小學，成年者該入大學，也都一併有了指引。
讀過崔寔的《四民月令》，會發現這份文告多屬正面性的建議，而且語氣是指導；對照兩漢時期的敦煌郡懸泉置（今日甘肅省敦煌市），有一份寫在一面粉刷白色底漆的《詔書四時月令五十條》，是王莽掌政到代漢稱帝前的元始五年（5A.D.）所書，想要強化王氏掌權的正統性，藉言月令的項目來歌功頌德，如王莽自認為土德，因此他特別重視「土功」和「地氣」，甚至出現「毋采金石銀銅鐵」的文句，倒帶有禁止的味道！從月令的角度觀察，王莽為何後來會搞到民怨四起，恐怕跟他頒定文告的項目，帶有強硬或禁止的條文較多，而且多半與硬體建設有關，使得民眾對其感受不佳。再結合其他時代的月令，綜合觀察將會瞭解，月令反應農業耕作項目與時序的變化；而造成這情形的原因，一是頒訂範圍不同，二是農業技術差異。
王莽在西漢平帝主政時期頒定的《詔書四時月令五十條》
農家作息的規律與經驗
《四民月令》展現農家整年的作息，從十二月底「以俟農事之起」，到正月的農事開始，年復一年的循環，形成陸賈《新語．道基》所說的：「張日月，列星晨，序四時，調陰陽。布氣治性，次置五行。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陽生雷電，陰成雪霜，養育群生，一茂一亡。」規律性。但對沒有精確時間的人們，這份規律其實得之不易，必須仰賴生物的變遷、日月的仰角、星辰的位置和風向等，歷經長時間的觀察，方能瞭解四季運行；而中央提供這份月令，讓官吏下鄉宣導，欲使百姓有依循的準則。不過前文已經說到這份月令，有範圍的局限性，中央儘管發佈到地方，未必能夠各地通行，像崔寔的《四民月令》便不適用於長江和珠江流域，而這正符合崔寔生平活動範圍，都在淮河以北的事實。因此月令的內容，可說是多年各地觀察後的經驗談，換言之規律性的線索，靠著長輩口耳相傳，以年紀和經驗換來的。
傳統農業是看天吃飯的行業而需要年歲累積的經驗
加上農業是看天吃飯的行業，作息型態勢必配合四季變化，加上二十世紀以前的中國，沒有衛星觀測的設施與技術，也無法像中央氣象局或氣象新聞播報，能帶給大眾即時和近期的天氣變化，月令帶來的訊息又有侷限，使得人們只能靠著過去的各種生活經驗，判斷天氣即將轉變。造成農業社會很重視過去的經驗，而通常人們的年歲越高，累積的經驗自然越豐富，因此「老」往往是知識與經驗的代名詞，故而兩漢設有「三老」、「王杖」和「免稅」等敬老制度，甚至到了明、清和民初的鄉間，這些老人所說的話，和知識份子一樣具有權威，足以仲裁糾紛或品評優劣等事。
費孝通在民國二十八至二十九年間（1939-1940A.D.），觀察滇黔地區的社會，寫在《鄉土中國．無訟》的真實情形：
在鄉村禮所謂調解，其實是一種教育過程。我曾在鄉下參加過這類調解的集會。我之被邀，在鄉民看來是極自然的，因為我是在學校裡教書的，讀書知禮，是權威。其他負有調解責任的是一鄉的長老。最有意思的是保長從不發言，因為他在鄉里並沒有社會地位，他只是個幹事。調解是個新名詞，舊名詞是評理。差不多每次都由一位很會說話的鄉紳開口。他的公式總是把那被調解的雙方都罵一頓：「這簡直是丟我們村子裡臉的事！你們還不認了錯，回家去。」接著教訓了一番。有時竟拍起桌子來發一陣脾氣。他依著他認為「應當」的告訴他們。這一陣卻極有效，雙方時常就「和解」了，有時還得罰他們請一次客。我那時常覺得像是在球場旁看裁判官吹叫子，罰球。［（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頁80］
鄉紳不會是年輕小夥子，因為這需要長期累積名望和人脈，因此這些人多半帶有「老」的色彩。即使今日的經驗傳授角色淡去，卻依舊流傳有「敬老尊賢」、「家有一老如有一寶」、「老成持重」、「倚老賣老」等諺語，皆說明了今日社會依舊殘存這種觀念。然而現代的「老」卻未必迎合講求高科技的現代，無論工業、商業還是農業都有如此現象，加上分齡教育型態、知識獲取管道、知識內容擴充的改變，年長者的知識與經驗未必凌駕於年輕人，所以「敬老」的生活意義只是禮貌，並造就現代「活到老、學到老」的時代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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