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保的歷史隨筆

　　日治時期的足球運動藉由牧師與教師傳入臺灣各地，透過媒體報導與教育系統廣泛紮根於臺北、臺中、臺南、高雄州。昭和7年（1933）竹村豐俊編修《臺灣體育史》，匯集臺灣體育推展的見聞與賽事記錄，其中可能由臼井新太郎編纂的「サッカーの沿革」，介紹臺灣在大正10年到昭和7年（1921-1933）興起足球運動到競賽的概況。[1]隔年4月，臺灣體育協會彙編全臺體育運動團體的資料，詳列各州廳中學以上在校生到社會人士，自動籌組「蹴球」或「サッカー」的足球社團，呈現臺灣足球初興的實況。[2]

竹村豐俊編修的《臺灣體育史》足球沿革有可能是由臼井新太郎編纂

　　蔡禎雄在1998年出版的《日據時代臺灣師範學校體育發展史》，提到臺灣總督府於大正11年（1922）頒布臺灣教育令、實施「內臺共學制度」，昭和11年（1936）準用日本內地「學校體操教授要目」。此後1895年以前祖先世居臺灣的本地人和1895年以後由日本內地移居臺灣的日本人共同接受學校教育。[3]臺灣本地人透過校園的體操課程或社團活動，開始有了認識並從事足球運動的契機，進而在昭和初年形成青少年為主的足球賽事。

　　正當昭和初年在臺北開辦每年定期舉辦全島蹴球大會與建功神社奉納納大會的短期盃賽，臺南市區組成南部蹴球聯盟、臺北市區草創臺北蹴球聯盟亦形成了地區短賽季的聯盟賽。大日本帝國在1931年起加速侵略中國與東南亞，使得臺灣足球運動緩步推展的榮景不長，尤其是1941年12月7日日本突襲美國夏威夷州的珍珠港，導致美國投入太平洋戰爭，遂使日本的戰事自1943年急轉直下。隔年10月日軍已在太平洋戰場節節敗退，美國與日本甚至在臺灣的空域展開激烈空戰。日軍在臺灣空戰中慘敗，喪失制空權而令臺北、臺南、高雄等重要城市遭受轟炸，原本設置在市區附近的足球場亦難以倖免，這也使得臺灣足球運動因此陷入停滯數年。

臺北大空襲炸壞可供從事足球運動的足球場

　　昭和年間臺灣與日本本土逐漸朝向一體化發展，連帶影響到臺灣足球運動的發展，也與日本內地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當日本裕仁天皇在1945年8月15日12時進行玉音放送，向同盟國宣布無條件投降之後，由日本內地遷居臺灣或於臺灣出生的日本人，也在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臺灣後，陸續被遣返日本本土。至此，十多年來日臺一體的足球運動發展，在1945年10月25日以後戞然終止，所有日治時期臺灣足球的記憶，也因日中政權驟然更替，長年乏人問津而僅有近期林欣楷出版《我們的足球夢：從日治到戰後，臺灣百年足球記憶》做一初步整理，其研究描摹輪廓卻仍存在許多可再探微臻善之處。

日本代表重光葵在東京灣的密蘇里艦上向美國代表麥克阿瑟將軍簽署英、日文版的降伏文書

　　言歸正傳，中華民國政府在民國34年（1945）10月開始派員接收臺灣，隔年的10月25日由臺灣省政府舉辦第一屆臺灣省運動會，在戰後的臺北市恢復了臺灣與澎湖地區舉辦社會男子足球競賽。於是昭和前期、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曾參與足球運動的臺灣民眾，在民國35年（1946）以後才有機會組織足球隊，代表臺灣省赴中國大陸出賽。時值國民政府還都南京，百廢待舉之際，遲至民國37年（1948）5月5至16日於上海市體育場，才舉辦戰後首屆也是大陸時期最後一屆的全國運動會。

　　無奈此後數年內爆發的國共內戰，隨著中華民國國軍從東北、華北到徐蚌會戰的節節敗退，國消共長的局勢已難再逆轉。中華民國政府遂在民國38年（1949）播遷至臺北市，主管中華民國足球業務的中華全國足球委員會也隨之遷臺。當時為了維繫我國的國際聲望，確保海外華僑心向中華民國，中華民國足球代表隊遂以國際賽成績為優先考量。於是往後的二十年內，中華民國足球代表隊遴選球員多為旅居、出生香港者，甚至是先發主力球員群，極少數臺籍人士能被選入中華民國足球代表隊。當臺灣愛好足球運動的民眾沒有了國家代表隊的進路，缺乏國際舞臺的競爭舞臺，中華民國足球代表隊幾乎沒有臺灣人的現實，難以對生活在臺灣、澎湖、金門、馬祖的國民產生共鳴，導致我國國民對這支中華民國足球代表隊的認同感不高。因此，這支國家代表隊在國際賽場的表現從1950年代的輝煌到1960年代漸趨黯淡，國內上自政府、下到民眾關心足球運動的程度也隨之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