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保的歷史隨筆

　　萬華榮（Edward Band）牧師於大正3年（1914），出任長老教中學校長，發展校園足球運動不遺餘力，乃是全臺灣中學足球的起始之地。正當昭和2至8年（1927-1933）臺灣逐漸流行足球運動，以臺灣足球起源自豪的臺南長老教中學，校園足球運動卻陷入停滯、內耗的潛在風險。這根源於臺灣總督府強勢推動皇民化教育，長老教中學在昭和8年（1933）前後，出現能否繼續辦學的經營危機……。

　　當時校內職員存在著：長老教中學理事會之英國與臺灣長老教會的教士會，來自日本本土的教師群，林茂生為首的臺灣在地士紳等三大派系。三方對在校師生是否參拜天皇及神道教象徵的神社？該校後援會的基金該歸屬何方？這兩大問題的應對方式，發生了嚴重的歧見。[1]

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的林茂生返臺後任教臺南高等工業學校與長老教中學並推展校園足球

　　篤信上帝的基督教長老教會，因應日本天皇象徵的神道教，有著難以言喻的政治壓力。特別是臺灣總督府強力推展皇民化教育，日籍教師上村一仁於昭和8年（1933）10月率領該校生，前往臺南神社參拜引發爭議。稍後上村一仁遭到校方辭退，隔年2月該校其他日籍教師不滿此一處置，紛紛辭職以表抗議。熱衷足球運動的萬華榮（Edward Band）牧師不得已，只能辭去長老教中學校長一職。同年5月當地士紳、愛好足球運動的林茂生亦辭去理事長之職，並宣布與長老教中學斷絕一切關係。

　　為了安度學校的營運危機，長老教中學不得不在昭和9年（1934）2至5月之間，讓這兩位校園足球運動盛行的推手，離開行政管理的決策圈。此時長老教中學的足球教學與競賽，似乎未受到此事件與人事更迭的影響。該校足球隊仍在11月29日至12月16日，由指導教師下地惠榮率隊出發，先從臺南搭火車北上基隆港，再搭船航向大阪府，展開長達18天的關西地區校外見習與足球交流之旅。

　　我國現行國小到高中職的「健康與體育」課程，乃是教育部國家教育研究院按審議通過、發布的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再由各家出版社結合眾多大學本科系的教授群共同編修《健康與體育》課本，作為國民小學到高中、職等各級學校教師講授健康、體育這兩門課程的依據。回顧台灣體育課程的制訂可溯及明治31年（1898）7月28日，臺灣總督府發布《臺灣公學校令》、《臺灣公學校官制》；8月16日再發布《臺灣公學校規則》，其中第四條規定教授八項科目之一便是「體操」，相當於現今的「體育」。此後大正8年（1919）與大正12年（1923）兩度修正《臺灣公學校規則》，將教育體系和課程朝向臺日一體化邁進。

現今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課本封面

　　現代足球在台灣生根、萌芽、發展了一百多年，全臺灣足球運動參與人數的消長乃至於校園足球運動風氣的有無，不免受到各級學校《健康與體育》的課程與師資影響。由此觀察臺灣總督府根據大日本帝國文部省《國民學校令》，由總務長官齋藤樹於昭和17年（1942）12月22日，頒布的《國民學校體鍊科教授要項竝同實施細目》，將足球運動若干重要元素編入「球技」單元。當時，臺灣及澎湖群島正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國民學校教授體鍊科便安排「蹴球競爭」的課目，實施於初等科第三學年至高等科第二學年，即學齡為8歲至14歲、相當於現今小學三年級到國中二年級的青少年。

《國民學校體鍊科教授要項竝同實施細目》球技表列初等科到高等科各學年教授課目、操作方法、用具、注意事項等[1]

　　日治時期在臺灣的大學，只有臺北帝國大學一所。當時臺灣乃至臺北帝國大學，足球運動在校園並不盛行，因此臺灣地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都未曾出現大學院校之間的足球賽事。從日治時期的各類文獻紀錄，臺灣地區最早成立足球代表隊的大學是臺北帝國大學（今國立臺灣大學）。雖說昭和3年（1928）臺北帝國大學建校，校內的學友會亦於同年11月5日成立；然而該校師生同場踢足球始於昭和6年（1931）1月。當時，臺北帝國大學十多位在學生，以校名報隊參加第二回全島蹴球大賽，成為臺北帝國大學足球運動與校外競賽的發端。稍後在昭和6年（1931）4月1日，這批參加臺灣最頂級足球賽的學生返回校園，夥同校內有興趣踢足球的同學們，進一步組織在校生為主體的足球社團：蹴球部，並由淡野安太郎助教授擔任指導教師。

臺灣大學校區鳥瞰圖正下方即是足球賽場的運動場[1]

 　　臺北帝國大學蹴球部在昭和７年（1932）1月繼續參與第三回全島蹴球大會，《臺灣新民報》報導林朝權個人事蹟時附帶提及此事：

林朝權君、豐原人、今年廿六歲、臺南長老教中學校的出身者現在奉職於該校為職員、原來該校的蹴球、早有特色、於去年林君乃組織長老教中學校校友團、加入全島蹴球大會、是時一戰、帝大、高商、高校、鐵道部各中等學校之群敵一敗塗地、該團以連戰連勝的紀錄而獲優勝了。[2]

　　日治時期的足球運動藉由牧師與教師傳入臺灣各地，透過媒體報導與教育系統廣泛紮根於臺北、臺中、臺南、高雄州。昭和7年（1933）竹村豐俊編修《臺灣體育史》，匯集臺灣體育推展的見聞與賽事記錄，其中可能由臼井新太郎編纂的「サッカーの沿革」，介紹臺灣在大正10年到昭和7年（1921-1933）興起足球運動到競賽的概況。[1]隔年4月，臺灣體育協會彙編全臺體育運動團體的資料，詳列各州廳中學以上在校生到社會人士，自動籌組「蹴球」或「サッカー」的足球社團，呈現臺灣足球初興的實況。[2]

竹村豐俊編修的《臺灣體育史》足球沿革有可能是由臼井新太郎編纂

　　蔡禎雄在1998年出版的《日據時代臺灣師範學校體育發展史》，提到臺灣總督府於大正11年（1922）頒布臺灣教育令、實施「內臺共學制度」，昭和11年（1936）準用日本內地「學校體操教授要目」。此後1895年以前祖先世居臺灣的本地人和1895年以後由日本內地移居臺灣的日本人共同接受學校教育。[3]臺灣本地人透過校園的體操課程或社團活動，開始有了認識並從事足球運動的契機，進而在昭和初年形成青少年為主的足球賽事。

　　正當昭和初年在臺北開辦每年定期舉辦全島蹴球大會與建功神社奉納納大會的短期盃賽，臺南市區組成南部蹴球聯盟、臺北市區草創臺北蹴球聯盟亦形成了地區短賽季的聯盟賽。大日本帝國在1931年起加速侵略中國與東南亞，使得臺灣足球運動緩步推展的榮景不長，尤其是1941年12月7日日本突襲美國夏威夷州的珍珠港，導致美國投入太平洋戰爭，遂使日本的戰事自1943年急轉直下。隔年10月日軍已在太平洋戰場節節敗退，美國與日本甚至在臺灣的空域展開激烈空戰。日軍在臺灣空戰中慘敗，喪失制空權而令臺北、臺南、高雄等重要城市遭受轟炸，原本設置在市區附近的足球場亦難以倖免，這也使得臺灣足球運動因此陷入停滯數年。

臺北大空襲炸壞可供從事足球運動的足球場

　　現代足球運動傳入臺灣已逾百年，在這一百多年的漫長歲月裡，生活在臺灣這塊土地的人們如何指稱這項團體球類運動呢？自大日本帝國臺灣總督府始政於明治28年（1895）６月17日迄今，官方使用的語文經歷多次改變，而現代足球傳入臺灣百餘年來遭逢政權更迭，令現在人們普遍稱為「足球」的詞彙，也隨之經歷了幾度變化。這使得現在的臺灣人若要穿越時空回到一百年前，向日治時期的臺灣人直接口說或手寫「足球」二字，除非當時有接收中華民國媒體資訊者，恐怕是聽不懂「足球」的國語，就連「足球」也要靠猜臆詞彙，方能避免彼此面面相覷卻搞不懂的景象。

1945年以後的臺灣皆用「足球」指稱現代足球運動

　　現代足球在臺灣的書面記載，最早可追溯到大正初年，日本內地來臺教師指導學生進行「蹴球」為名的足球運動，一如臺北第一中學校並存著時稱「ア式蹴球」或「亞式蹴球」、後以美式英文soccer音譯為「サッカー」的現代足球；當時稱作「ラ式蹴球」、後以英文rugby音譯成「ラグビー」的英式橄欖球。此外還有臺灣尚未出現足以組織比賽及團隊，在臺灣出版書籍或媒體稱作「エ式蹴球」或「米式蹴球」、後以英文American football音譯略稱為「アメフト」的美式橄欖球。

新聞報導時至1931年仍有以「ア式蹴球」指稱現代足球的情況

　　直到昭和4年（1929）7月17日，大日本蹴球協會通告大日本帝國全境無論過去有「フットボール」、「ア式蹴球」與「サッカー」等指稱足球運動的名詞，此後統一以「蹴球」來專指足球運動。[1]只不過在昭和4至20年（1929-1945）的臺灣，無論是媒體還是民間足球團體未必遵循此一定名。反倒是各級學校名為「蹴球部」的學生運動團體，陸續改名為「サッカー部」來專指足球運動，英式橄欖球則從足球社團獨立為「ラグビー部」，出現與日本官方通令稱呼背道而馳的演變趨勢。

　　現代足球運動發軔於英格蘭足球協會，伴隨著英國維多利亞女王（Queen Victoria）時代海外殖民潮，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隨著英國人的足跡，西風東漸傳向亞洲各地。儘管如此，臺灣與澎湖群島在清德宗光緒21年、日本明治28年（1895），割讓給予日本帝國以後的半個世紀之內，始終不曾受到大英帝國的殖民統治。這使得現代足球運動傳入臺灣的方式，迥異於香港、馬來亞（今馬來西亞、新加坡、汶萊）、印度、錫蘭（今斯里蘭卡）、巴林等直接受到英國統治的殖民地，多半是一群來自英國本土、駐守當地的男士，利用閒暇之餘邀約一同踢球為樂，將足球運動初次呈現於殖民地住民面前的傳入模式。

英國殖民者於1883年在新加坡組織康樂俱樂部（Singapore Recreation Club）的俱樂部建築外觀

　　細究現代足球運動實際傳入臺灣、居民從事足球運動的時空環境，臺灣南部最早由英國基督教長老教會，派遣牧師入臺宣教並設校教育民眾。其中，愛好踢足球的萬華榮（Edward Band）牧師、校長，於大正3年（1914）出任臺南州臺南市長老教中學校長，藉此教育臺灣民眾認識並從事足球運動。

萬華榮（Edward Band）

　　萬華榮（Edward Band）校長積極教導在校生認識並從事足球運動，時至大正4年（1915）長老教中學的校園足球風氣逐漸興盛。根據昭和2年（1927）4月入長老教中學求學的李嘉嵩牧師，追憶他在長老教中學求學期間，親睹曾為劍橋大學足球隊隊長的萬華榮（Edward Band）校長，中年依然和在校生在場上奔馳踢球：

　　每個時代的人們無法自脫在社會群體之外，看過歷史人物評價的時代起伏，及鮮明的人物性格特徵以後，接著談生活在東亞這塊土地上的人們，長年以來的農業社會型態，讓多數群眾養成一種極為類似的生活模式。這模式從新石器時代的中國甘肅省秦安大地灣遺址（約距今7300-7800年）出現黍榖，和浙江省桐鄉羅家角文化（約距今6990-7190年）出現稻榖開始，延續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於二十一世紀八○年代的改革開放，從農者仍舊佔中國半數以上就業人口。也許對出生在八○年代以後的臺灣人，長期習慣工商社會的模式，很難揣摩那是什麼樣的社會，往往看歷史性的影劇都是種消遣，而無法想見古代人們受到這社會制約，行為受此局限的可能。

　　實際上，臺灣仍有東亞傳統農業社會的殘跡，農曆過年、擇日行事和民俗節日等，無一不在農業社會的制約，因此本講次以東漢後期的崔寔，曾撰寫的《四民月令》為觀察對象，敘述農業社會底下的一年，到底是個怎樣的生活規律。儘管《四民月令》的使用區域有限，而且宣導意義大過實質，象徵著官方主導百姓的生活，使其合乎一年規律的意義；可是這種形式的文書，從秦代《呂氏春秋》的十二紀，乃至新莽的〈敦煌懸泉月令詔條〉，頒訂的准許與禁令，確實攸關小老百姓的生計，倘若能對這有更深一層的體認，將能了解到過去與現代的傳承，而非農業社會走向工商社會後的斷層。

崔寔家世和生平

　　崔寔，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祖籍在涿郡安平（今河北省安平縣）。崔寔少年時期的事蹟不詳，只知道個性沉靜，喜歡閱讀書籍。他出生在政治世家，自西漢宣帝開始，歷經新莽到東漢中葉，其歷代祖先多有出仕任官的紀錄，像其祖父崔駰和父親崔瑗（推斷是西元79-144年）曾與當朝權貴相交，成為外戚權臣的幕僚，只是祖父、父親不苟合的言行，使得官途屢屢起伏；甚至崔寔乃父晚年受到彈劾入獄，自訴翻案後才得以返家，並在不久之後死去。對出生在顯宦世家的崔寔而言，徒具政治名門的高譽，只有讀書入仕較其他人的管道順暢，實質生活卻未必有多少助益。

　　崔寔的父親病死在洛陽，約是漢順帝漢安三年（144A.D.）前後，而他當時跟隨在父親旁，剛接過手來的家境，只是勉強能度過生活的光景，並無多餘的錢財來處理父親喪葬開銷。由於東漢中期的民間社會，延續著死者為大，死後世界和生前並無二致的觀念，因此厚葬死者，以期祖先能死後過得優渥，崔寔也不免其俗，想讓父親在死後能過得更好，所以他變賣現有的房屋、田地，盡心地修建父親的墳塚。此舉使得他在喪葬完畢後，反而家境變得窮困，不得不權作酒商，販賣酒類牟取生活所需。由於當時的上層人士，對庶民職業普遍有著士優於農，農則優於工，工又優於商的觀念，偏偏崔寔從商，是四民的最低下者，因此崔寔當過商人也成了人家譏笑的話柄。

　　中華民國足球協會在2017年頒發終身貢獻獎，頒獎先後的排序是以人物出生年為基準，繼包德明女士之後出生的是蔣緯國先生。從中華全國足球總會到中華民國足球協會，為何這十位理事長唯獨頒給蔣緯國呢？鄭為元將軍沒有獲選的考量是什麼？只要看過蔣緯國接觸到推展足球運動的往事，或許讀者會了解到基於任職而做好分內業務，跟沒有任職之前便在足球運動有親力親為，甚至違逆時任總統的本意來接掌中華民國足球協會，諸多種種行徑相是否更加難得呢？當然這也是告訴一昧罵著蔣家的人，蔣介石乃至次子蔣緯國對於臺灣足球的貢獻很大，不要在片面而不完整且深入的了解過去時空環境之前，給予任何情緒性字眼的謾罵，或武斷的貼上殺人魔的標籤，那都是個人不負責任、無知且主觀的情緒發洩！

　　出生於中華民國紛亂的時代，蔣緯國是過繼給故總統蔣介石的次子，長達半世紀的軍旅生涯，總是留給世人軍裝筆挺的印象。他從21歲留學德國，開始接觸到德國的足球運動。1936至1939年在德國期間，也曾在足球興盛的慕尼黑參與當地的足球運動。這是蔣緯國在日後願意執掌中華民國足球協會，積極推動我國足球運動的起緣。

　　之後蔣緯國返回歷經了中國對日抗戰，接踵而來的國共內戰與國府遷臺，戎馬倥傯卻仍不忘懷足球。他所主持的宜寧中學在臺中市復校，在擔任董事長乃至董事期間，持續推展校園足球運動。宜寧中學女足隊在蔣緯國擔任董事時，榮獲1975年第一屆全國中正杯的中學女子組冠軍。

存放於宜寧中學校史室的女足隊獲得第一屆中正盃冠軍合影

　　中華民國足球協會在2017年1月22日晚間，開辦第一屆終身貢獻獎頒獎典禮，決選包德明、蔣緯國、林挺生、顧懷祐、江洽五位。事隔半月之後有資深記者何長發發難，認為鄭為元的功勳更大，質疑終身貢獻獎遴選不公允。在這五位仙逝的足壇前賢，生前對臺灣足球的貢獻要如何評斷？

　　作為一位長年踢足球的歷史學人，決定逐一簡述這些為臺灣足壇貢獻終生者的事蹟，留給讀者自個品評這些前賢，究竟獲獎有沒有道理呢？

包德明女士出發點是男女平權

　　清德宗光緒34年（1908）的四川省南溪縣，誕生了立足於中華民國、影響亞洲足壇的包德明女士。她從出生到成年正是清末民初劇變期，從解放裹足、大學女禁、社交公開到婚姻自決，深受婦女解放運動的思潮影響。包德明女士認為男性能做的事，女性也能做得到……。

包德明女士出生在英國輪船駛入重慶通商傳教後的時代變局

　　關於中國乃至東亞貨幣的發生，大抵說法皆以人們交易的媒介作出發，而從實物交易走向貨幣交易，至於貨幣的材質，也隨之由實物轉向金屬材質。可是中國乃至東亞的歷史之中，貨幣究竟使用的廣泛性如何，始終無法獲得肯定的答案。因此限縮到中國上古經濟史的課題，直到近古以前的討論，多半是建立在文獻紀錄，藉著人物對話和論述，推演其經濟思想。再不然就是透過不完整的數據，加入若干個人想像，加以拼湊建構出來，如早期的李劍農和全漢昇等學者，都受限於材料而採取此一途徑。不管貨幣市佔率的評估如何，筆者想直指貨幣單位的變遷，先規避見仁見智的部份，而對較為確切的部份進行介紹。至於貨幣單位的界定，範圍姑且以金屬貨幣為限，避免碰觸到唐代到宋代之後的信用經濟，乃至今日的虛擬貨幣經濟。

戰國到清代的孔方兄

　　戰國時期的貨幣，誠如中學教科書所述，處在圓、布和刀三股競流的局面。大抵齊、燕（今河北、山東為主）採用刀，三晉和兩周（今山西、河南）使用採行布，秦地（今陜西）以及黃河沿岸採用圓，至於長江流域的楚國，則使用銅貝為主，次及布，並有黃金貨幣的爰金；儘管貨幣種類多元，其材質除了楚地有些黃金貨幣，其餘皆以銅為幣材。近一世紀以來的考古發掘成果，大抵可以了解到，當時貨幣的單位，依照國別不同，簡約地列為下面示意圖：

秦

兩周

前言

　　十九到二十世紀前半的世界近代、現代歷史，東亞地區由原先的西風東漸變成西力東侵，各國被迫因應，不得不調適而劇烈震盪。關於這段近代史的論述，當前東亞各國的態度，顯露在教科書之上，諸如日本國在「ペリ－來航と開國」、「尊王攘夷運動の展開」這兩段，描述培理叩關、開港通商與不平等條約；中國及臺灣的中學教育從鴉片戰爭與南京條約開始，頗有歐美各國的侵略，造成簽訂條約，使得國家主權受損的意味。另一方面，站在歐美的視角，認為政府高層不置可否，本土人民不甚理會，僅有經營遠東事業的人們，涉獵其間才會關切東亞事務，認為歐美各國只是保護國民的利益，並非有意侵略的捍衛行為，迴護不尊重異民族、異文化的行徑。甚至還出現歐美各國介入，反倒變相保護中國東南地區的海洋次傳統，使之不至於受到大陸重農傳統的壓迫而不輟之論調。兩方相違的論述，明明指陳著同樣的人、事、物，卻植基於不同概念，各擁立場的檢討彼此。

　　從國際海洋貿易的角度出發，東亞世界的中國多有自給自足的想法，認為天朝對舶來品需求不高，因此國際貿易乃是朝貢體制的傳統，是對於週遭民族的恩惠，協定是上對下的關係；反觀歐洲世界是各國平起平坐，貿易也要對等關係進行，因此協定是平行的關係。不同概念勢必造成摩擦，而頻繁地交流持續下去的衝突，終究會有爆發的時刻，遂有東亞各國所謂「不平等條約」的結果；兩方究竟孰是孰非，恐怕沒有絕對正確的答案，只有兩方衝突之後，東亞各國屈於歐洲世界的局勢。本文無意陷入二元對立的泥淖，而是希望從海洋貿易的視野，以洋行在東亞世界的發展為題，用例證、個案的方式，向讀者介紹「近、現代史」其實不是書本上的「近、現代」，而是變相地「存在」，只是大家不自知罷了！

怡和洋行與匯豐銀行

　　十九世紀以前的歐洲各國，開拓東亞市場的對口單位，多以「東印度公司」為名進行集體壟斷，英國在這部份也不例外；隨著十九世紀初期的自由貿易呼聲高漲，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特權也受到挑戰，其東亞貿易的獨佔權，最終在1833到1834年間徹底結束。此後英商與中國的貿易，由東印度公司代表英國出面與中國斡旋，以群體對群體的談判模式，減少不必要的衝突；漸次走向個別商賈（散商）－中國當地買辦的個人對個人關係，使得外商與中國在不認識彼此社會文化的情況下，產生更多的誤解與衝突，遂因雙方關係劍拔弩張而終致戰爭的境地。其中怡和洋行是從鴉片戰爭以前，迄今碩果僅存，見證了所有近現代東亞史的公司，因此舉此洋行來說明是十分貼切的！而有關怡和洋行的研究，Robert Blake整理該公司在倫敦、香港等地的帳冊資料，結合近現代東亞的歷史事件，寫成《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Traders of the Far East）一書，是目前比較全面性的專著。

一、前言

　　人類能在短短數千年內，累積出如此可觀的文化，「火」的使用被現代許多人類和歷史學者視為關鍵，因為熟食讓人類的體內病菌與寄生蟲量減少，死亡率自然跟著降低。雖說火的產生乃自然界正常現象，火本身也不具有意識，然而人類如何運用、看待火，卻會隨著文化發展的腳步，在不同時空中產生多種風貌，特別是在東亞世界、中華料理，火可謂文化發展要素之一，令人不能忽視。也許生活在今日臺灣的大家，想要產生火只消手撥弄打火機或火柴，甚至轉個瓦斯爐開關，馬上就有火可供使用，便利到理所當然的地步。反觀上個世紀中旬以前，東亞世界取火方式，並非如此方便，且用火甚為小心，並在各地衍生了豐富的用火習俗，本文即對此稍加爬梳，取若干面向簡述之。

二、生火方式與器材的變遷

　　人類運用火的技術，在東亞有文字紀錄以前，還不是件容易的事；而如何取得火、維持火不熄滅等課題，也同樣考驗著生活在先秦時代的東亞人們。

（一）從鑽木取火、火石到火寸條